1948年5月，黨中央從延安遷至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，面對三大戰役勝利結束，解放全中國已指日可待。 一天晚飯后，鄧穎超大姐和我們幾個人在山坡散步。她忽然轉身問我：“小于呀，北平解放后，你打算干什么啊？” 我雖然1937年就同姐姐于若木（陳云同志的夫人）從北平到了延安，共同經歷了戰火紛飛的年代，此時已有10年黨齡，但我一直也沒忘記自己兒時的夢―――當一名教育工作者。想到這兒，我認真地回道：“我想從事幼兒教育工作。”鄧大姐笑了，夸獎說：“這個工作好啊，培養人才就要從幼兒開始。小于，你可是咱們第一個幼兒教育‘志愿軍’呀！”
1949年2月，我隨黨中央領導機構來到北平。那時的北平百業待興，大家初進城，都十分繁忙。為幫同志們解決后顧之憂，我向市委提出申請：盡快創辦一所幼兒園。市婦聯書記張秀巖非常贊同，她說：“這里剛解放，大家太忙，確實很難照顧孩子，你把這攤事承擔起來太好了！小于，現在正好有個國民黨遺留下來的幼兒園，你去接管吧！”
這所原國民黨社會局的幼兒園，位于北海公園前門。我見它宅園窄小，房屋陳舊，只能接納30個孩子，便想再建一所大一些的幼兒園，并將新園址選在北海公園后門附近的蠶壇院。這里是過去皇后養蠶的地方，多年來一直空閑，雜草叢生，荒蕪蕭條。
決心已定，我首先找到建筑學家梁思成先生，盡管梁先生很忙，但還是抽暇指導助教張昌齡完成了新園的設計。拿到設計圖紙，我又去找當時東北局的領導李富春等，從他們那兒要了一批木材、水泥和油漆。同時，內蒙古的烏蘭夫同志支援了幾百只牛羊，華東局的陳毅、劉曉同志幫助解決了幼兒園的內部設備及一些生活用品；西南局的賀龍同志和大連市委又支援了不少衣料、布料……各處支援物資落實后，又由鐵道部滕代遠部長免費將其運送到北京。
數月后，一座占地4000多平方米的北海幼兒園落成了！我任北海幼兒園第一任主任，教養員一部分是原留任的，一部分來自輔仁、燕京、清華等學校的畢業生。時值解放初期，許多同志南下或出國工作，抗美援朝后又有不少人去參戰，他們的子女大都在北海幼兒園寄托。大概除了毛澤東的孩子當時大了，沒在幼兒園生活外，其余的中央領導如劉少奇、陳云、王稼祥、薄一波等人的孩子都是在這所幼兒園接受教育的。加上一些省市領導的孩子以及北京市委干部的子女，全園大概有400多人。
北海幼兒園非常重視孩子的品德教育，經常給他們講勞動英雄的故事，帶他們參觀工廠，告訴他們身邊所有東西都是勞動創造的；用最通俗的語言給孩子們講什么是社會主義，什么是資本主義；教養員還帶孩子們在院里種了各種蔬菜、果樹，教他們澆水拔草，從小培養勞動習慣。一次，越南胡志明主席來幼兒園參觀，一個孩子坐在他的腿上說：“胡爺爺好，胡爺爺愛老百姓，胡爺爺不剝削人！”胡主席抱著孩子高興得哈哈大笑。另一位資本主義國家的朋友來參觀，孩子們問：“你們的領袖是誰？”那位朋友說：“是國王。”孩子們馬上說：“國王不好，國王壓迫人剝削人。”
幼兒園同時開設有語言、
音樂、美術、常識等課，以多方面啟發孩子的思維，開拓孩子們的視野，擴大知識面。譬如講到“樹”，老師就領孩子去看桃樹、蘋果樹、梨樹、棗樹，然后再講雖然這些都是樹，但樹與樹又不盡相同。幼兒園還針對每個孩子的興趣，配有專門的鋼琴、
舞蹈老師，還有自己的小樂隊，這對孩子們日后的成長起了很好作用。
那時剛解放，國家還很困難，但我們再苦不能苦孩子。我特意為幼兒園請來了最好的營養師，千方百計用最經濟的食品搭配成最有營養的飯菜。戰爭年代，大部分干部的子女都寄養在老鄉家，解放后才回到父母身邊。他們剛來時有的身體很差，還有的患有多種疾病，但經過一段調養，個個都恢復了健康。有個孩子體質太差，兩歲多了還不會坐，我不僅請營養師專為他定下食譜，而且每餐都親自喂，兩個多月后他就能下地跑了。
黨中央非常重視這個幼兒園，常將一些短缺物資送來幼兒園，甚至還把外賓贈的禮品也直接送到這里。不僅朱德總司令特批幼兒園可以直接從軍隊衛生部門拿藥，而且有關部門還將原北京醫院的一名日本大夫分配給幼兒園。那時不管孩子在園內園外，如果發現傳染病，馬上隔離治療，這一切事情都由教養員來做。我記得有個父母都是南下干部的孩子得了腸套迭，幼兒園立即把他送到協和醫院作手術，教養員一直陪護到孩子康復。
許多孩子在這里不久，即變得活潑可愛且聰明健康。一些家長長期出國或出差回來，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茁壯成長，都說：“把孩子交給北海幼兒園，我們放心！”有一次鄧穎超大姐還高興地拉著我的手說：“小于呀，你們的幼兒園辦得真好！我秘書的孩子進園時，患6種病，到你們那兒不到半年就全好了。說說看，你們是怎么辦的……”
那時北海幼兒園沒有寒暑假，孩子們一律寄宿，每個班約20個孩子（托兒班15個，最小的孩子2歲半），配備2名教養員，1名保潔員。盡管我和教養員們的家都在北京，但平時大家都住在幼兒園，白天工作，晚上輪流值班。記得保管物資的是彭真夫人張潔清的姨母，她的兒子是八路軍的高級干部，不幸在一次戰斗中犧牲了，大家都尊稱這位烈士的母親為“老姨”。老姨極熱心又能干，為節省開支，孩子們的衣服都由她剪裁，由教養員縫制。當時女孩的冬裝是紫紅色短呢大衣，男孩子是藏藍色的；夏裝女孩子為白襯衫，背帶紅短裙，男孩則是白襯衫天藍色短褲。改為薪金制后，有困難的家長只要送布來，幼兒園就免費為他們做。
北海幼兒園是當時北京第一所全日制幼兒園，因為它的特殊背景，所以有許多國際友人來這里參觀，尤其每年“五一”、“十一”更甚。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妹妹潘迪特夫人看到天真活潑且有禮貌的孩子，曾疑惑地問我：“孩子們這樣熱情歡迎我，是你們教的還是自發的？”我對她說：“我現在不回答這個問題，等您參觀完后再回答。”潘迪特參觀完后說：“不要你回答了，我全明白了。我很佩服你們的幼教工作，佩服那些一心為孩子服務的教養員。我在中國參觀，覺得許多地方都不如印度，但你們的幼兒園卻比我們的好……”
當時幾乎所有的中央領導都從百忙中抽空來過北海幼兒園。有一次，周恩來總理和鄧大姐傍晚來到幼兒園。周總理一下車就對我說：“小于，都反映你這個幼兒園辦得非常好，我倒要看看你們幼兒園有多好！今天你不要陪我，不要影響你們工作……”接著夫婦倆饒有興趣地從外院走到里院，從孩子們的活動室、餐廳，又走進寢室。他邊走邊感慨地說：“這兒的孩子多幸福啊，今后我們要讓所有的孩子都能上這樣的幼兒園……”還一次，毛主席到北海公園散步后從幼兒園門口經過。他也早聽說這個幼兒園很受歡迎，便對汪東興說：“今天我們正好路過北海幼兒園，咱們也進去看看。”汪東興說：“主席，咱們今天沒和小于聯系，恐怕她正忙呢，要不改天聯系好了再來吧。”毛主席在門口站了一會兒說：“那也好。”可惜后來毛主席因工作忙，再也沒有時間來了。
1957年我被送往蘇聯留學，4年后回國，任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主任、黨總支書記。幾年過去了沒想到周總理還惦記著北海幼兒園。有一次我見到周總理，周總理很認真地說：“小于呀，你那個幼兒園不能改日托（當時已改為日托），現在很多干部都忙，沒時間照顧孩子，需要這個幼兒園幫助他們解決困難。北海幼兒園的條件是一流的，你們又有經驗，為什么要改日托呢？”我馬上把這個意見轉給北京市負責人，很快北海幼兒園又改為全托了。
如今，半個多世紀過去了，當年北海幼兒園最早的一批孩子都已過了天命之年。今天，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成了國家的棟梁，有的已是省部級干部，但他們沒有忘記北海幼兒園，沒有忘記關懷、愛護、教育過他們的老師。而我自己這一生，為教育事業蓋了三所“房子”：一所北海幼兒園，一所國防大學圖書館，一所中華社會大學。我愿將畢生精力獻給我們的教育事業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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